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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不少地區提出“技術要求簡單的社會投資項目可不聘用工程監理”“支持非必須監理項目自我管理”“簡易低風險項目不要求強制外部監理”，有人就此把這種政策解讀為“某地取消強制監理”，引起了工程監理行業內外的廣泛關注。如何看待“非必須監理項目自我管理”和工程監理在我國工程建設中發揮的作用？筆者就此淺談三點思考。
第一，要走出“取消強制監理”的地方政策解讀誤區，更好發揮監理的作用。作為改革開放帶來的一項工程建設領域重要制度性成果——“建設監理制”已經發展了30年，這一制度在改變工程建設傳統“二元結構”，讓專業人做專業事，確保建設工程質量安全、有效實現項目投資效益等方面發揮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隨著工程建設領域全面深化改革的不斷推進，部分地區為改善營商環境，對由《建筑法》授權、原建設部2001年出臺的《建設工程監理范圍和規模標準規定》（以下簡稱《規定》）以外本身就允許建設單位自我管理的工程項目再發文，提出所謂的“監理非必須”。然而，一些人為了博眼球，故意混淆視聽、偷換概念，將其解讀為“取消強制監理”。如果真正取消強制監理，也不可能是由某個省（市）甚至當地的行政主管部門作出決定，這是違反《建筑法》的。
其實，全國大多數地區并未下發此類文件，其實踐做法是按照《規定》要求對此類項目是否監理交由建設單位自行選擇，地方政府本來就未要求對這些項目實行“強制監理”。因此，行業內外應走出“取消強制監理”的政策解讀誤區，不要因此影響工程監理人員抓工程質量安全等工作，讓建設監理制度發揮它應有的作用。
第二，要全面看待“非必須監理項目自我管理”的利弊，深化監理制度改革。部分地區發文強調“非必須監理工程”，一方面，筆者認為這是一件好事，既有利于營商環境的改善和建設行政主管部門“放管服”改革的推進，又有利于激發建設、施工等各方責任主體抓工程質量和安全生產的內生動力，還有利于工程監理行業將有限的人才資源集中到實行強制監理的工程項目中去，更好發揮監理作用，提高行業效益。
另一方面，此類工程不實行監理，在某種程度上會對工程質量、施工安全等產生一定影響，但影響總體可控。原因在于，工程施工一般由建設、施工、監理三方圍繞項目各項目標的實現，形成“三位一體”工程質量安全共建共管的格局，這是一個分工合理、各司其職、各盡其責、相對穩定的制度構架。工程監理有其自身的制度體系和管理要求，一般而言，監理人員對于工程質量標準特別是強制性標準掌握的尺度和把控力度較建設單位技術人員會高一些。因此，在這種制度構架中，項目建設相對平穩，各項目標易于實現。
同時也應看到，此類項目缺少工程監理的影響也能做到總體可控。主要有三個方面原因：一是此類項目投資主體大多是民營資本，客觀而言，投資商花自己的錢、辦自己的事，他們會更重視項目建設的質量安全；二是此類項目規模較小、結構簡單、施工難度不大，只要建設單位有一支較為專業的管理團隊，是可以控制好工程質量的；三是由于缺少工程監理，建設行政主管部門也會加大對此類項目的監管力度。需要注意的是，要進一步明確和落實好建設單位的首要責任，失責追究一定要到位。
面對不斷出現弱化監理作用的信號，監理行業自身也應更加清醒，如何進一步建立業外人士對行業的信任？如何提高自身順應市場變化的能力？如何扛起工程監理應該肩負的職責？如何重振從業人員的信心、提升行業應有的地位、加強行業誠信體系建設和自律性管理、增強行業造血功能？這些問題正擺在我們面前。
第三，要提升監理核心功能，增強監理行業發展信心。筆者認為，工程監理的核心作用是確保項目建設的質量和監督工程施工的安全，圍繞這兩項重要職能，行業應挖掘監理潛能，發揮監理優勢，堅持制度自信。建設監理制是我國工程建設領域的一項重要制度創新，這項制度在過去30年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我們有理由相信，其在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進程中，也將發揮更大的作用。
與此同時，建設監理制的工作內涵和服務外延也需要進行調整和改革。工程監理無法做到“萬能”，工作的重心應聚焦在工程質量和施工安全這兩項核心目標上，并成為法定職責；質量和安全以外的工作完全可以交給市場，由市場進行自由選擇。這樣，工程監理既能解決好建設單位普遍關心的工程質量問題，又能履行好建設工程安全生產的監理職責。
在工程建設組織實施方式改革過程中，監理行業應盡快走出帶有強制監理保護的“舒適區”，適應市場變化的需要，增強行業危機意識和創新能力，用現代科技裝備升級傳統監理手段，用“互聯網+監理”提高監理效能，用“智慧監理+高品質服務”提升行業價值，唯有如此，行業才能持續發展。
總之，監理行業要善于抓住新一輪制度改革的機遇，以自身主動的“變”來應對政策調整的“新”，苦練內功，提升行業核心競爭力，迎接市場新選擇。相信在工程建設領域全面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工程監理行業將勇于競爭、善于轉化，在全過程工程咨詢事業的推進中，必將爭當先鋒，發揮更大作用。
（作者系武漢建設監理與咨詢行業協會會長）
